【背景链接】
《社会能见度》栏目报道了“东莞丐帮”调查，报道了犯罪团伙用各种非常手段使人致残，逼人乞讨。在东莞专门以乞讨谋生的约有3000余人，而在东莞城区就有1000余人。在这些职业化乞讨人员的背后，往往是残暴的犯罪集团，他们故意使小孩、老人致残，然后逼他们乞讨。
【标准表述】
[原因分析]
在法治社会，我们能容得下职业乞讨，却容不下“逼良为丐”，更容不下“东莞丐帮”种种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。和“黄赌毒”一样，“东莞丐帮”让城市蒙羞，让法治蒙羞，是亟待铲除的社会毒瘤。
东莞丐帮多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但是在“陌生人社会”的异乡东莞市，他们其实已转农民为游民。这样的伤天害理之事，并不会发生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传统乡土“熟人社会”，因为有宗法礼教的规约在。在异乡东莞市，他们是既游离出了传统宗法礼教的规约，但囿于制度化城乡、地域壁垒的隔断，难以融入常态社会，加之警方的不作为或者权力寻租，以及自身行径的诡秘，就又游离在现代法治的规约之外，从事黑色经济，进行暴力犯罪，无所禁忌，人性之恶给释放出来了。
东莞“丐帮”问题是少数犯罪分子罔顾法律，恣意妄为，但管理者的责任缺失不能推卸。面对东莞“丐帮”问题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深究。一是东莞相关部门工作涣散，面对类似事件，缘何习惯了“不推不动”，闻风起舞。二是在东莞“丐帮”事件背后，是不是有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。
[措施]
第一，现代化、城市化的过程，也是一个由传统乡土“熟人社会”向现代陌生人社会即契约、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，犯罪集团“丐帮”的存在，提示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更新。
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，亦即承认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政府治理的局限性，强调充分发挥政府、市场主体、NGO等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积极作用，形成多中心治理的多元共治、互动合作局面，以弥补“政府失灵”。犯罪集团“丐帮”既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自然也需要通过社会治理模式的更新转型来加以解决，从而消除社会肌体上出现的毒瘤。
第二，而就根本和长远而言之，则还在于推进户籍改革，打破城乡壁垒，促进新移民对城市社会的融入，构建起一体化、全覆盖的法治社会，不留“三不管”的“断裂带”，最大限度消除游民的产生及其活动空间，从而釜底抽薪，降低“丐帮”犯罪这般极端事件的发生几率。
第三，清理“丐帮”不易，善后更难。我们应一方面打击操作、残害乞丐的犯罪行为，清理救助乞丐;另一方面，我们也该积极地思考，并制定出善后措施，妥善处置营救出来的残障儿童。从彻底清理的有效性来看，建立科学高效的善后机制更有价值。
